少林寺官方网站7月27日消息，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，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；此外，他还严重违反佛教戒律，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并育有私生子。目前，释永信正接受多个部门联合调查。

事实上，释永信事件并非罕见个案，宗教腐败在全球范围内都屡见不鲜。无论东方西方，只要信仰能被商业化，牵涉的巨大利益就容易开启罪恶的大门。

中世纪的“什一税”“赎罪券”，以及敛财发动“圣战”等等，就不需要多说了，西方宗教的腐败现在依然严重，以至于前教皇方济各说过：“天主教会的领袖经常因周遭谄媚而变得孤芳自赏、志得意满与令人作呕地激动。教廷是天主教会的腐败根源。”

著名案例是为主教宅邸花费3100万欧元的德国主教范艾尔斯特，号称“奢华主教”。2025-08-05，方济各令他离开教区，无限期停职。

德国主教宅邸

然而，这种轻飘飘的处理并没有什么警示效果。到2021年，梵蒂冈法庭终于起诉了10位高级神职官员，他们涉嫌敲诈、贪污、洗钱、勒索，其中甚至包括方济各曾经的核心亲信、助手安杰洛·贝丘（Angelo Becciu）。

2023年12月，贝丘被判贪污罪。梵蒂冈国务卿办公室曾以3.5亿欧元开发伦敦一座前哈罗德百货公司仓库，将其改建为豪华公寓。检察官指控，梵蒂冈的高级神职人员和中介人（包括贝丘）通过这笔交易骗取了梵蒂冈数千万欧元的费用和佣金，随后在梵蒂冈放弃此地产控制权的过程中，又贪了1500万欧元。

他的另一项罪行是，将梵蒂冈的12.5万欧元，捐给由其兄长经营的撒丁岛一慈善机构。

贝丘还被判定使用梵蒂冈资金支付给女“情报分析师”切契利娅?马罗尼亚（Cecilia Marogna），后者也因将这笔钱据为己有而被判有罪。

即时如此，贝丘依然颇有存在感。今年还在上诉的他，一度要参与选举新教皇的会议。梵蒂冈对枢密会议进行规范的文件，明确规定80岁以下的大主教有权选举教皇，但那些被“教规罢免或经罗马教皇同意而放弃大主教职位”的大主教除外。然而，关于贝丘到底放弃了什么以及如何放弃的，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说明。

在大西洋彼岸，前有“避税天堂”式的超级教会，后有电视布道家因洗钱被调查。2020年，美国德克萨斯州著名“繁荣福音派”牧师肯尼斯·科普兰（Kenneth Copeland）因其名下拥有私人飞机、豪宅和百万年薪的牧师团队备受争议。他曾在采访中直言，乘坐私人飞机是为了“避免被穷人干扰”。

肯尼斯?科普兰的豪宅

西方宗教存在“恋童癖”痼疾，也是世人皆知。例如，自2021年以来，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被指控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已超过21.6万起，部分受害者控诉教会长期隐瞒、包庇罪犯主教。法国主教团最终承认“教会系统性失败”。

近些年受害者站出来起诉后，巨额赔偿金以及教区破产事件，也让人们得以一窥并不透明的教会财务状况。

2012年有分析称，美国教会财务状况协调不力，资金管理马虎。破产教区的教会在某些情况下沉迷于财务扭曲——既为了挪用捐赠者原有明确预期用途的资金，也为了挫败债权人的合法索偿，包括教会自己的修女和神父。

从全国层面讲，2010年美国天主教会及其旗下实体的年度支出估计为1700亿美元（教会不公布此类数字），据信其中57%用于医疗保健网络，其次是28%用于大学，教区和教区日常运营仅占6%，全国慈善活动仅占2.7%。

其主要慈善机构——美国天主教慈善会及其子公司拥有超过6.5万名带薪员工，服务超过1000万人。2010年，这些组织仅向穷人捐赠了47亿美元，而且其中62%还是来自地方、州和联邦政府机构。这意味着，巨量资金从宗教机构转了一道手。

类似地，美国天主教会的医院和学校，尽管兼具宣传和服务性质，但教会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恰恰是地方和联邦政府。它们为天主教医院患者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、天主教学校学生的教育费用以及天主教大学学生的贷款提供资金。

由于教会财务并不透明，这些钱能否管好并无定论。但在那些已经破产的教区，律师和法官证实，各种资金混合在一起，很容易被挪作他用。在伯纳德?劳枢机主教的领导下，波士顿大主教区在1986年至2002年期间没有向其神职人员退休基金缴纳任何款项，尽管该教区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收到约7000万至9000万美元的捐款，许多教区居民认为这些捐款将用于退休牧师。

在亚洲，印度的“神棍经济”同样登堂入室。2017年，印度著名“灵修大师”古鲁?拉姆（Gurmeet Ram）因强奸女信徒被判20年有期徒刑。警方突袭其住所缴获大量黄金、现金和武器，甚至发现一座“私人地下宫殿”。

今年7月，泰国则爆出“高尔夫女士”事件，至少15名“高僧”被卷入。根据警方调查，绰号“高尔夫”的女子涉嫌通过勒索或自愿转账从僧侣处获取资金。部分僧侣可能挪用寺庙资金支付她，或赠予她贵重的礼物。涉案僧侣曾在寺院账户与个人账户间进行大额转账；其中，大城府朱吉达玛兰寺方丈将寺院的1280万泰铢转给“高尔夫”。